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不时发生降刑责年龄管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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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不时发生的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事件冲击着公众神经遏制低龄未成年人“触法”,降刑责年龄管用吗

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恶性案件的出现,引发“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讨论。有观点认为,随着当前未成年人心智的成熟可以降低刑责年龄;也有观点认为,对刑罚不能过度依赖,是否“降龄”还需慎重研究。

志愿者宗友运说:“我们村目前无感染病例,老支书和老主任功不可没!”

为有效减少人员流动,遏制疫情传播扩散,湖泗街疫情防控指挥部迅速采取交通管制措施,按照“一村一进出入口、一村一交通卡点、村组各自隔断”的要求,将辖区内33条通往咸宁、大冶的乡村道路进行封控,设立19处交通卡点,组织111名党员干部、志愿者巡查值守,严控人员车辆出入;对回乡人员建档立卡,按不漏一户、不漏一人、不断一天的要求监测体温。截至目前,湖泗街道有14个村属于无疫情村。

“一旦入刑,未成年人与外界隔绝,学习中断,对其影响可能更大,以后回归社会可能更难。如果形成了反社会型人格,以后再犯的可能性也更大。”李奋飞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刑罚不能过度依赖,不能一出现问题就要用刑法来解决。”

记者了解到,成都、上海等地的检察机关已探索建立了强制性亲职教育制度。失职监护人由司法机关强制其接受一定时间的关于监护义务履行、教养子女技巧等方面的教育。

村干部日行15公里,挨家挨户上门

“还有一些恶性案件中,有的孩子是遭受了严重的校园欺凌,采取了极端手段去反抗。而在针对校园欺凌相应的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让孩子自己去承担刑事后果,是不公平的。”童小军说。

“各位村民请注意,疫情防控期间,禁止人员扎堆……”2月14日一早,黄陂区天河街珍珠村,65岁的退休村支书陈春仙和69岁的退休村主任范正敏在村里巡查。

综上,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当庭作出一审判决:被告曹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公开发行的媒体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若逾期不履行,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在媒体刊登该案判决书的主要内容,所需费用由被告曹某承担。(完)

截至2月14日,该小区未发现一例确诊或疑似感染新冠肺炎的病人,疫情防控全靠居民相互监督、“管闲事儿”,以及和社区的“密切配合”。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无需承担任何刑事责任。在媒体披露的几起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中,涉事者也因未达到法定年龄而免于承担刑责。

“既然养育和成长的外部环境是大多数未成年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主要原因,那么,如果给他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完全可以挽救回来,让其回归正常。”童小军说。

2019年8月14日,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西苕溪水域两名群众落水,湖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安吉中队中队长吕挺带队前往救援,在救援中,吕挺壮烈牺牲。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政治部批准吕挺为烈士,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为其追记一等功。

疫情防控,小区、村湾封闭至关重要。

自疫情发生以来,由于交通封闭,许多道路车辆无法通行,58岁的陈家村党支部书记陈昌勤,每日奔波在各居住点间,排查居民发热情况,给居民楼消毒,了解生活需求,“挨家挨户上门,都靠自己走路,每天大概走15公里路。”

庭审中,被告对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的事实基本无异议,双方主要围绕以下两个争议焦点展开辩论:一是曹某的言论发表于吕挺被认定为烈士之前,是否影响对其行为性质的认定;二是公益诉讼起诉人请求判令曹某在公开发行的媒体上进行赔礼道歉是否与其言论的传播面相当。

“这是谁家的老人,现在是非常时期,还下楼闲逛。”2月7日,居民李贤胜发现楼下还有老人在闲逛,便在小区的居民群里发了一条消息。发展社区党委书记刘德荣看到后,便立即联系正在蓝天宿舍小区值守的工作人员前去劝导。

6月1日,最高检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14-2019)》指出,探索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涉罪未成年人的干预矫治机制。最高检《201-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明确提出,“探索建立包括临界预防、保护处分、家庭教育在内的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应当被社会崇尚、学习和捍卫。而曹某歪曲、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的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

广东省律师协会未成年人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郑子殷也持相同观点。“如果这一次我们看到的罪错未成年人是13岁,就要将刑责年龄调整到13岁,那下一次看到的是10岁的话,是不是要降低到10岁呢?那么降到哪个年龄合适?”郑子殷发出疑问。

三问 如何做到宽容不纵容?

庭审现场。宁波中院供图

有的居民在家“闭关”太久忍不住出来透口气,有的居民好几天没在群里汇报家中消毒情况,有的居民丢垃圾没关垃圾桶,街坊邻里都会在群里进行善意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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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高科集团成立常驻社区工作专班和发热门诊患者分流工作专班,共24人投入抗击疫情的战斗中:社区专班协助对9784户住户情况进行全面摸排,共排查17745人,摸排出54名密切接触者;而分流工作专班全员上阵,半天完成一家新征集的酒店隔离点配套。

而被告曹某在上班时,从手机看到相应新闻后,在新闻视频评论下公然发表极端侮辱性言论,且在网民谴责后仍发表“英雄背后谁知道活着时候收了多少黑心钱”等捏造事实的言论。

全力以赴抓好阻隔,阻止疫情扩散蔓延,控制源头是关键,武汉打响疫情病源阻隔战,居民不出门、社区封闭管理、村湾道路隔断,群防群治,想方设法管好自己的人、管好自己的门、做好自己的事,全面做到应隔尽隔,应收尽收、应治尽治,不漏一人。

苑宁宁认为,针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父母有没有能力管教、怎么管、谁来负责监督父母管教等,法律还存在空白。而随着2013年劳动教养制度废除,收容教养措施没有了执行场所,加之收容教养如何适用、性质是什么,法律规定并不明确。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相比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要更多从社会治理角度,考虑其犯罪成因,在预防犯罪上形成协同合力,避免因极端个案出现的过度反应。”李奋飞说。

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奋飞看来,当前曝出的几起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属于极端个例,是否降低刑责年龄还需要慎重研究。

2月14日,按汉阳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部署,汉阳区169处社区、村湾点位都建起了临时围挡,便于封闭式管理。当日上午7时,汉阳市政八个子公司550余名施工人员在汉阳全区全面铺开工作,利用水马、铁马、铁皮围挡等对七里一村、磨山南苑小区等进行临时封闭施工,于14日晚12时之前全部完成。同时,已有20多位来自企业、学院的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协助社区进行封闭式管理,“居民进出量体温,每家每户凭出入证进出登记”。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建议,下调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起点。这种观点认为,如今,未成年人的心理发育普遍出现早熟现象。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不仅符合当前社会发展进程,也可以对未成年人起到法律示警和威慑作用,帮助他们树立守法意识,抵制违法犯罪。

江夏区湖泗街位于咸宁、大冶、江夏三地交界处,全街共25个村(社区)。常年在家居住7930人,春节期间流入人口5878人,其中大部分为武汉市区返乡过年人员。

2018年底,湖南沅江一名六年级男孩因母亲对其管教太严而与之发生争吵,男孩竟持刀将母亲刺死;去年10月,大连13岁男孩蔡某某杀害10岁女孩,因蔡某某未满14周岁,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冲击着公众神经。

“这个孩子在5岁以后,母亲就一直在外打工,父亲并不管他,他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郑子殷说,“家庭不管、辍学时有关部门不管,包括后来的一抓一放再一抓,整个过程都没有监管介入和行为矫治,最后酿成悲剧,令人痛心。”

珍珠村现居住284户,1029人。该村距离天河机场不到5公里,有一半居民都在机场工作,感染风险大,仅依靠村委会的4名干部进行疫情防控,人手不足。

蔡甸玉贤街铁李村实施严格村组封闭管理,外地人员及本村村民无特殊情况一律不允许进出。该村199人为返乡村民,这是该村重点盯防对象。为避免村民外出造成感染风险,铁李村村民自发捐出自家种的新鲜蔬菜,供给有需要的村民。

自从学校诞生以后,即有了以传授知识为职业的人,这就是教师。学校的出现,使教育走出家庭,走出师傅带徒弟的那种工业方式的教育,这自然有着进步的意义,使得教育规模化和规范化。随着人口急剧的增长与社会需要,学校教育出现了分层次的教育,即初级、中级和高级教育,教育的规模越来越大,教师的人数也越来越多,这也就使得教育复杂化、泡沫化,出现了优质教育和劣质教育,教师也有优劣之分。

珍珠村8个小组组长在陈春仙和范正敏的带动下,成立了一支由10名党员组成的志愿者队伍。查体温、慰问困难家庭、劝阻出门群众……陈春仙和范正敏每天上午走村串户,已在珍珠村疫情防控一线连续战斗了22天。

在童小军看来,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的区别在于,未成年人犯罪是可预防可纠正的,需要建立一个包含行为矫正服务在内的少年司法体系。

总之,爱是一种力量,是人类生活中个的第一源泉,它可以给予人们信心、勇气、毅力和智慧,同时也可以赋予人们潜在的价值,使他们获得事业上的成功,以及满意的幸福生活。

“当务之急是立足我国国情、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少年司法制度。”苑宁宁说,“这套制度包括罪错未成年人的分级处遇制度,和未成年被害人的综合保护制度。”

是否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犯罪背后,哪些环节出了问题?在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惩戒之间,该如何平衡?在刚刚过去的“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些话题再次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铁李村为无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双无村”,而陈家村为无确诊病例村。

2019年8月17日,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临山派出所对曹某发表侮辱牺牲英雄的言论进行调查,同日对曹某处以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在2016年至2017年间,全国法院审结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来自流动家庭的未成年人最多,其次是离异、留守、单亲和再婚家庭。

(作者曾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武汉大学校长)

采访中,多位专家对记者表示,不满14周岁不负刑事责任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后果,更不等于“一放了之”“一罚了之”。

爱是什么?爱是一种心理现象,是一种情绪化的表现,正如法国作家司汤达所说:“爱不仅仅是许多情感之中和其他如恐惧、生气、嫉妒或愤怒等情绪相同的一种情绪。它是一种新的意义原则,是良知生活未言及的观念的组织原则。爱开创了思想和存在历史的新篇章。”

一问 刑责年龄该不该降低?

担任本案审判长的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二级高级法官鲁志锋表示,吕挺是否被评为烈士并不影响其作为国家英雄的实质,其对民族、国家做出的牺牲应当被特别铭记,其个人利益已经成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部分,故应以超过一般的程度予以保护。

郑子殷认为,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很复杂,必须从源头上分析成因去解决,“如果只是一味地降低刑责年龄,这可能成为未成年人犯罪成因的遮羞布。”

在吕挺近亲属支持下,宁波市人民检察院遂依法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曹某在公开媒体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三地交界村组设交通卡,14村无疫情

吕克·费里也认为:“尽管爱无疑与人类一样古老,尽管它总是暧昧不清,伴随着矛盾、仇恨,它是在现代家庭中出现。”

我国现在各省市都有一批示范学校,它们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又起着怎样的示范作用呢?实事求是地说,这些示范学校,都是由教育行政部门树立起来的,是依靠优质教育资源配备而出名的,并不是平等竞争而产生的,所以它们并没有起到改革示范的作用,是应试教育的活样板。

“放在平时大家会说你管闲事儿,但现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居民们一起来‘管闲事儿’。”刘德荣说,现在社区每天会对该小区进行一次全面消毒。同时,每家每户都承包了自己家里的消毒工作,有的居民还会主动对楼道进行消毒。

硚口区宗关街发展社区蓝天宿舍小区是一个老旧社区,共有300余人。这个小区没有物业,靠居民自治管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法学院少年儿童研究中心主任童小军,多年来一直关注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她在调研中发现,将由于精神和生理病态导致的违法犯罪案例除外,涉及未成年人犯罪基本都是外部原因,这其中又主要来自家庭环境和同伴影响。

教育中最没有人怀疑的一个教条,就是关于学校的说法,即“教育等于学校”。其实,这是十分偏颇的,学校虽然承担着教育的任务,但教育远远超出了学校,如家庭教育、自我教育和社会教育等。从教育的诞生中,我们不难看出,教育与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人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这种说法也有偏颇之嫌,因为没有爱的教师和学校并不少见,但他们不是依然照样在运转吗?对此,只是人们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罢了。所以,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没有爱就没有成功的教育,也不能培养出杰出的人物来。

郑子殷经办过一个令他印象深刻的案件。一个男孩在14周岁之前发生过多起伤人杀人案件,满了14周岁之后再次杀害一名6岁女孩未遂,被判6年。男孩减刑出狱后不到两个月,再次发生奸杀案件。

不过,苑宁宁也指出,“由于缺乏具体的操作性规定,实践中这些措施效果不尽如人意。”

“梳理我国刑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针对低龄未成年人触犯刑法的,按照行为的严重程度,可以采取四类措施:责令父母管教、训诫、送入工读学校、收容教养。”苑宁宁介绍。

自管小区居民爱管闲事,至今零感染

(长江日报记者杨蔚 王静文 张奔设 陈俞 李婷 肖娟 汪峥 张衡 陈卫东 见习记者余金兰 通讯员郭强 张苗 陈晓玉 詹鸥 黎霞 吴进 祝志学 王超 刘梦)

我国教育的现状是,爱的教育在中小学宣传得较多,拥有爱心的中小学教师也比较多。可是,在大学中少有提倡爱的教育的,也没有开设爱的教育方面的课程。是否大学与爱的教育无关吗?这是一种错觉,大学教育需要爱,大学生们需要爱,研究生们也需要爱。

“对于极端案件,要开展对于少年犯罪人的人格整体评估,关注少年身体发育成熟与认知水平不同步的矛盾,把家庭监护和国家监护的责任建立起来。”李奋飞说。

“出现个案后,法律应当查漏补缺,找到应对个案的办法和规定,而不是修改针对大多数人的一般性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苑宁宁告诉《工人日报》记者,“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后,保护被害人并不是一味地关注怎样严厉惩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应把重心转为修复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创伤。”

从总体上而言,优质学校一定是拥有更多的优质教师,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学生。然而,作为一名优秀的教师,除了具有真才实学和精湛的教学艺术以外,尤其重要的是还要有爱生如子的深情。这句话说来容易,但要真正做到,却是需要用毕生的精力来修炼的。

“这个小区长期是居民自我管理。”刘德荣说,因为该小区没有物业管理,源头防控基本上都是靠居民自治和社区配合。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26期

二问 链条的哪一环出了问题?

庭审现场,曹某表示对自己发表不当言论深感后悔,已经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愿意向英烈家属及社会道歉。